【编者按】3月23日，是哈耶克三十周年忌辰。他出生于1899年5月8日，逝世于1992年3月23日，一生命运多舛而传奇。
哈耶克出生时，一个新世纪缓缓拉开序幕，他毕生所信奉的自由市场理念，处于大难将至的风雨飘摇，在这个一百年，人类发生一战、二战、冷战，自由主义的衰落，极权主义的崛起……
然而，历史最终站在了哈耶克的一边。曾经“繁荣强盛”的计划体制走向破产，红色帝国土崩瓦解，无数罪行逐渐暴露在阳光之下。哈耶克逝世时，正赶上自由主义复兴的高潮，如他所预言，冷战终结，苏联解体，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市场化改革被越来越多后发国家奉为圭臬。
1992年3月23日，当哈耶克逝世的消息在世界各地的新闻节目和报刊上传出后，整个思想界为之愕然，接着对这位“缔造了自由世界经纬”的大师爆发出如潮的哀思和敬意。这一情境再次证明了，人类对自己思想精英的理解、尊敬和珍视总是来得太晚。虽然哈耶克早在1974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但这位思想巨匠的漫长的学术生涯，却充斥着大众和同行的误解和敌视，只有在临终之前，他见证了自由的胜利。
哈耶克用尽一生向人们证明：人类的尊严、幸福和繁荣，只能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集体主义和权力强制……哈耶克的祖国，是自由。他在一生中亲眼目睹电气工业化的起飞，经历世界大战，见证铁幕国家的幻灭——事实上，他本身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
哈耶克，奥地利学派的旗手，享有世界声誉的自由主义斗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说：“我是一个有着独特经济思想的人，对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没有崇拜感，其中几位还觉得他们很难值此殊荣。但我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却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甚至整个人都有了深入骨髓的变化。”
中国知识分子曾对哈耶克津津乐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大陆。哈耶克生于奥地利，经历了一战二战，青年时代目睹了纳粹在欧洲的崛起，对人类经济、政治、心理形成了深刻的洞察力，致力于探究人类文明秩序之谜。天纵奇才，他在多个领域都有非凡的建树，经济学、法学、政治哲学三大领域都大名鼎鼎，对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也有不凡的贡献，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都可以说是哈耶克思想的忠实追随者。
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实至名归，诺奖未必配得上他，这么说吧，在经济学思想史上，绕不开的就俩人：一个是亚当斯密，一个是哈耶克。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牛顿，哈耶克就是经济学的爱因斯坦。其他的，什么凯恩斯啊，张五常啊，萨缪尔森啊，只能说属于杰出的经济学家，但称不上伟大，至于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那些砖家，大都是民科水平。
哈耶克以对计划经济的严厉批判而著称，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参与计划与市场的大论战，以缜密的逻辑论证了计划经济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无法解决信息问题和激励机制，精确预言了苏联模式的破产。在二战末期，发表《通往奴役之路》，警告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会慢慢滑向左翼道路。
事实上，二战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都是失败的，逐渐被一人一票的民主机制所击败，左翼政党长期执政，选民福利易增难减，只能寅吃卯粮，蜕化为大众福利国家。高福利，高税收，高管制，大政府，最终导致国家竞争力衰退，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欧洲、日本都是市场失败的前车之鉴，美国目前在拜登的领导下也在加速欧洲化。
中国在高速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滋生了戾气深重。如果说欧美在不可避免的白左化，那么中国大陆则在加速粉红化，粉红化又是内外分裂的“精分”型世界观：对内在共富的口号下趋向极左化，对外在崛起的叙事下趋向纳粹化。这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极端化错误倾向，必须高度重视，要防范养蛊反噬的风险。否则，在现代化道路上翻车，四十年建设成果毁于一旦，并非危言耸听。尤其这几年，经济下行加剧贫富矛盾，互联网的信息茧房造成社会撕裂，青年一代“小红粉”遍地开花，生活遇到任何事都能神奇地归结为“资本”的罪恶，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把资本“挂路灯”。从文化传统看，中华民族很难逃出“市场化——繁荣发展——反市场”的怪圈，几千年的熏陶和积淀，国人骨子里都是左派思想的拥趸，天然左。孔子主张，“不患寡，患不均”，理想社会不是小康而是大同，大同社会不就是乌托邦吗？而同期的个人主义者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也”，这是多么堂堂正正的个人权利主张，结果被污名化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观念先于行动，中国人一定要读读经济学，读读哈耶克、米赛斯、罗斯巴德、弗里德曼、张五常，相信市场经济是保障人类自由和繁荣的唯一途径。罗素那句话很经典：一个人如果30岁之前不左，他是个禽兽；如果30岁之后不右，他就是个白痴。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文：哈耶克 编：瑞秋的春天
一个民族极有可能因遵循它所认为的最优秀者之教导而走向自我消亡，尽管这些最优秀者或许是确凿无疑地受大公无私之理想引导的圣人。
如果把这种情况放在一个其成员仍能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社会之中，就不会发生任何的危险，因为在该社会里，可以自行纠正这种趋势：只有那些由“不切实际”之理想引导的群体，才会走向衰落；而其他用现行通用标准看不太合乎道德的群体，便会取而代之。
但这只有在自由社会里才行得通，因为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这样的理想不会强加到一切人头上。如果所有的人都被迫服务于相同的理想，如果不允许意见不同者遵循不同的理想，那么只有通过受这些理想引导之整个民族的衰落，来证明这些理想是不适宜的。
并不能说，社会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一切道德信念都是有益的。如同一个群体可能将其兴起归诸其成员所遵守的道德准则，结果这些道德准则最终被整个民族所模仿，而这个成功的群体也就逐渐成为整个民族的领袖，一个群体和民族同样也可能以这种方式被其坚持的道德信念所摧毁。
只有最终的结果才能表明主导该群体的理想是有益的还是毁灭的。如果一个社会视某些人的教导为美德的化身，那也不能证明听从这些人的准则就不会导致社会的毁灭。
这里，应该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多数人如果同意某项道德准则，是否就有充分理由将该准则强加给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或者说这种权力是否也应该受到更普遍之原则的限制？——换言之，如同个人行动的道德准则限制某些行为一样，普通立法是否也要受到一般原则的限制，而不管其目的的可能是多么善良？
政治领域与个人行动一样，需要道德准则的引导，而且连续的集体决定与个人决定一样，都只有在它们符合一般原则时，其结果才是有益的。
这种引导集体行动之道德准则的发展只能是相当困难并且相当缓慢的。但这也正好说明它的可贵。在我们提出的这种不多的可贵原则中，最重要的应推个人自由，将其视作关于政治行动的一种道德原则，最为适宜。
像所有的道德准则一样，“个人自由”要求人们把它作为一种自在的价值或一种原则来接受，而无须追问在特殊情况下其结果是否有益。我们必须把它视作一种信条，或假设，其力量之大以致不容任何实用思想对其加以限制，否则，便不可能获得我们想要的结果。
主张自由，实际上就是在集体行动中提倡遵守原则，反对实用思想。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也就是说，只有法官而非行政管理者，才能实施强制。19世纪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之一——本雅明·贡斯当曾将自由描述为“原则的体系”，真可谓一语中的。
自由不仅是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所有的政府行动必须受原则的引导，而且它（原则）还是一种理想，除非把这种理想视作支配一切立法行动的原则来接受，否则它很难保存。
我们如果不坚持这样一种基本准则，把它看作是一个不会因物质利益的考虑而有所折衷的最终理想的话——即使它在某种紧急情况下会暂时受到侵害，但它仍然是一切永久性安排的基础——自由几乎必定会被零零碎碎的侵害所毁灭。因为在任何特殊情形下似乎都可以通过缩减自由而获得某些具体而明确的好处，而因此被牺牲的利益在本质上总是未知的和不确定的。
如上所述，自由社会所能提供的只是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只是机会，而非给予个人的明确的馈赠。倘若不将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原则，自由社会的上述特点将无可避免地成为其致命的弱点，自由也会因此慢慢地被侵蚀掉。
哈耶克不仅准确预言了未来，还把自己变成历史的一部分——他身后所发生的每一场悲剧和灾难，都在为他的思想做注脚。先知注定是孤独的，这成就了先知的伟大，却也成为时代的不幸。
哈耶克用尽一生向世人证明：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任何集体主义；乌托邦体制践踏私产、无视基本人性，在无尽的匮乏、混乱与奴役之后，其结局是经济崩溃、道德沦丧、真理消亡……
对于每个热爱自由，忧思人类命运的人来说，哈耶克的著作无疑是书架上的值得反复阅读的“镇架经典”。多一个人读哈耶克，自由就多一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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